一、书法文献
1.古代书论:蔡显良《宋代论书诗研究》从宋代论书诗的发展、题材、特色等方面窥见宋代书风及其思想，认为“崇古尚晋是宋代书法思想的母题”“对宋代书法史亦有补正作用”;王宏生《北宋书学文献考论》总评古代书学论著的著录和存留基础，并分别考论了欧阳修、朱长文、苏轼、黄庭坚、米带、黄伯思、《宣和书谱》等七部书法论著; 薛龙春《张怀灌书学著作考论》从张怀灌的著作真伪入手进行考辫，探求张怀灌的书法史撰述思想、以神采为尚的书法美学观、以“神、妙、能”为差降的品鉴方法等三方面内容;由兴波《诗法与书法— 宋代“书法四大家”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比较研究》结合苏、黄、米、蔡四人书论与他们的诗文作比较研究，以此“深入得探究创作主体的个人气质与时代文艺特色”。
2.书体字体、遗书墨迹:陈琪《敦煌遗书书法浅探》确立了“‘敦煌学’除了在文书内容的‘历史价值’、敦煌壁画的‘美术价值’外的 ‘书法价值”’。以敦煌书法人物入手，探明王羲之书法与敦煌书法的联系;何学森《论行书的形成与风格演变》从早期遗迹入手，概括行书成熟特征，归纳了行书发展的萌生期、确立期、规范期、破格期、再规范期、放逸期六个阶段;韩天雍《中日禅宗墨迹研究》是一篇比较研究论文。重点考察宋元时期中日禅僧的交往，进而比较墨迹书法风格的差异;胡建明《东传日本的宋代禅宗高僧，墨迹研究》指出宋代被称为“、墨迹”的禅宗高僧书法，是特指“禅宗高僧的书法”，与我国书法史所指的“.墨迹”概念是不相同的;刘家军《晋以前汉字草书体势擅变研究》从“书法审美学、文字构形学、环境类型学等层面对晋以前的‘草书体势’做引论式研究”认为影响体势改变的是“用笔方法”;刘凤山《隶变研究》从社会需要、文字自身因素、书刻工具等三个方面阐释隶变原因，认为“隶变主要通过线条变成笔画、象形特征的消失、体态变纵势为横势方面等表现出来”;黎东明《秦系文字研究》采取“以形说字”的分析方式研究“秦系文字的传承特征、演化规律及其规范化进程”，得出秦系文字由“‘衍形’特征所决定”;陆明君《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总结出“碑别字”出现的五种原因，又详细分析书体演进、书写性差异、偏旁讹混、构件移位、仿佛性代换与约取、隶定、刻工等一系列与“碑别字”相关的问题;李永忠《草书流变研究》界定了“草书”概念，指出草书在形体与书写上都有简易化趋向，在实用中既有优长也有局限、实用与审美是对立统一的;孙鹤《秦简犊书研究》通过分析秦简犊文字，得出秦简犊文字“结构上颇具篆意”“具备后世隶书特点”，从“文字学和书学的双重意义上证明了汉代隶书由秦简犊书演变而来”;张传旭《楚文字形体演变现象与规律》指出楚文字与商周文字存在阶段性的演变与渐变;与秦汉文字有书同文的基拙。通过“简化”“繁化”“异化”“形声化”四个方面揭示楚文字形体演化的内在规律;张恒奎《草书体的形成与演变》得出“符号化是草书体形成与演变的基本特点，连带是符号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逆连的作用尤其重要” 的结论。
3.版本、名物制度:陈忠康《兰亭序版本流变与影响》以“接受观念”考察《兰亭》版本在历朝历代的流变情况，指出其“艺术信息”的流失及人们自我观念下的学习态度和方式;顾涛《墓志书法研究》围绕洛阳北魏墓志，探讨从平城到洛阳因汉化进程、书法流播、宗教兴盛等原因而出现的墓志风格类型多样化，从而体现出内在的审美观念;刘天琪《隋唐墓志题铭艺术研究》提出了 “题铭书刻”的概念，借助多学科知识对隋唐墓志盖题铭文字进行研究，涉猎书体的类型、书手刻工工艺、纹饰、截语、地域风格等内容;马玉兰《宋代法帖研究》考察宋代“法帖”的名实、底本、版式、鉴选编辑等内容，总结出宋代书法崇尚魏晋、倡导文人个性的审美风尚;彭励志《尺犊书法:从形制到艺术》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作者认为“书迹作为文献，它本身隐藏着较一般书仪更为鲜活的时代内容。对其形制的探讨，既可以解决尺犊作品中相关的文本问题，又可以触及尺犊书法的某些内在成因，还能丰富传统书仪和文书研究的内容”;王力春《汉魏南北朝石刻书人考辩》大量考察汉魏南北朝石刻书人情况，归纳出五种身份类型，得出“石刻书人署名的郑重其事在唐代以后”的结论;王鹏江《唐碑研究》指出唐碑在“盛唐气象、宗族门第、宗教传布、德行善举”等背景下形成，存在地域、书体、书家分布等差异;周侃《唐代书手研究》从史学角度对唐代书手的从业、入仕、经济生活、身份地位、书写特点等做出考察，认为他们与名家名士书法组成唐代书法的全部。
二、书法史
1.断代史:刘灿铭《中国现代书法史》关注了现代书法发生的历史背景、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从书法的活动、创作、理论、教育四个方面分析现代书法的特点。孟云飞《两晋书法研究》立足于两晋时期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大背景对两晋书法昌盛的研究，认为地域存在差异，书法世家特征明显;肖文飞《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从沈曾植看清末民初书法的玉变》以沈曾植为视角窥探“以复古为解放”的清末碑帖争论的学术背景，并从沈曾植身上看到碑帖对立的消解与章草的复兴;虞晓勇《隋代书法研究》描述了在经学、道学、佛学、文学艺术等历史文化背景下隋代书法的教育、鉴藏、书家发展情况，指出书学体制和书写规范等内容为唐代书学完善提供了基础。
2.专门史:蔡清德《十五至十六世纪金陵书法的区域性考察》匀勒金陵书家群体所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通过金琼、徐霖等与文微明等吴门书家的交往，建立起的士人对金陵的认同和向往;蔡梦霞《元代篆、隶书法研究》认为元代因篆隶可学资源的限制、并受书家自身对篆隶的看法、今体书法“经生体”趣味、书籍刻版书等影响，未能时唐宋的篆隶书风有大的突破，逐渐走向平庸规范，板结薄弱的书法风格特征;曹建《晚清帖学研究》认为清人对经典的研究学习从未停止过，即使在帖学与碑学转型期间也并不矛盾。又以广东为例探讨刻帖问题，厘清晚清帖学脉络;贺文荣《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结构和形态研究》指出古代书法教育的范本是“以字书与石经为中心”，采用了以“笔法”为主的传授方式。通过选官和书法教育的手段强化古代书法教育中人格塑造和道德培养; 李慧斌《宋代制度层面的书法史研究》从宋代栓选、科举誊录、职官、机构、书学五个方面研究制度层面的书法史问题;李正庚《先秦至唐书法教育制度研究》涉及了宫廷侍书、选官与书法等问题。指出官学教育以文字学教育为主，家学教育则以书写的艺术性为目的、以书写笔法传授为内容;向彬《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研究》全面疏理古代书法教育中有关官学、家学、私学、自学等内容，指出其对书家书风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杨加深《北宋书法教育研究》提炼出宋代书法“重意轻法”“趋时离古”的社会倾向及教育类型的多样化。“首次从书法教材的角度，对若干官私刻帖进行新的审视与定位”;张金梁《明代书学栓选制度研究》首次从制度史视角考察明代楷书、篆书、中书舍人、书办等问题，厘清了明代“中书体”的原委及书学与选官、宦官之间的关系等系列问题; 朱乐朋《乾嘉学者书法研究》锁定清代乾嘉学者书法情况，认为以“书”为用是他们书法学习的根本思想，书法反映学术特点。
